典型如许多城市在推进网格治理过程中，人口数据被政法、工商、民政等多部门掌握，不同系统之间独立运行互不联通，仍然需要基层网格员重复收集信息。

同年3月15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完善了1988年和1993年对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概念，并使之成为宪法规范。[43]韩大元、姜秉曦：《中国宪法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建构》，载《中外法学》2023年第4期，第883页。

[57]参见《中央关于民营民办民间等字样的指示》，载《建设周刊》1949年第19期，第2页。[41]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可以说，1982年《宪法》是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得到确认的重要转折点，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因此，从所有制结构来看，非公有制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2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290页。关键领域，包括重大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9个领域。尚需被告调查、裁量的，判决其在一定期限内重新答复。

就此而言，司法实践本身是相当复杂的。（二）结果主义进路与规范主义进路的分歧1.理念方面第一，对如何落实人民法院政治职责的理解。相比而言，基于对原告资格严格限制的现实，我国行政诉讼的性质更接近于德国。在审理履责诉讼和一般给付诉讼案件时，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权的行使不能过于消极，应当基于对原告举证能力的判断，对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而原告又不能有效收集的证据，主动展开调查，促成个案法律事实的彻底查清，为作出具有针对性的实体判决成就条件。

如针对相对人提起的撤销协议诉讼，很多法官适用起诉期限的规定来判断当事人起诉是否超期，无端导致司法救济大门的关闭，继而引发司法救济程序空转。[10] 参见徐运凯《：行政复议法修改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回应》，载《法学》2021年第6期。

[11]第三种情况：摇摆于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两种进路之间。就此而言，倡导人民法院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并不意味着在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解决行政争议规范之外，又对人民法院处理行政案件提出了一项额外的要求，进而为法院突破既有诉讼程序采取法外的手段和处理方式提供理据支持。 摘要: 从实务界发布的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典型案例出发，可以提炼出当前对这一审判理念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及其操作方式：结果主义和规范主义。第三，坚持既有审判经验的要求。

本案中，第一被告以原告违反交通信号标志通行规定为由作出处罚决定。与之相对，规范主义进路则严格遵守既有诉讼程序制度，比如：围绕涉案争议确定案件事实调查范围。具体表现为：一方面针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提出了带有结果主义进路特征的解读意见，认为行政纠纷的法律解决不同于实质解决，要求法院和法官在纠纷处理中强化能动司法理念，通过案外工作以及协调等多种手段，关注和解决法律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原告合理诉求。从广义讲，上述两种诉讼类型可归属于公法上的给付诉讼，审理的对象不应限于被告的拒绝行为或者拟制的拒绝行为（撤销诉讼的逻辑），法院应当直接针对原告是否具有公法上的请求权，即是否具备法定的申请条件展开全面审理，继而对案涉法律关系直接作出裁判。

1.撤销诉讼的对象与审理范围就撤销诉讼类型与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关系而言，需要明确以下问题：第一，限定撤销诉讼的对象。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了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原告资格，其实质是强调原告必须是在具体行政管理关系中与行政机关存在法律联系的当事人，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司法实践在确定原告资格问题上对保护规范理论的引入，更明确地将行政诉讼保护的对象指向了在行政法律关系中主观公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当事人。

狭义诉的利益是指法院针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衡量给予司法救济的必要性和实效性。这也是本文选择该案作为分析对象的理由。

综上可以认为，要实现从规范主义进路完成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任务，首先必须对我国行政诉讼整体属于主观诉讼有个清醒的认识。前者的特点在于，以行政争议的依法解决为目标，法院在处理涉案争议时，严格遵守现有诉讼法律和司法解释，尊重司法权行使规律和既有的审判经验做法，能动地运用法律和司法解释赋予的解纷手段，实现法律框架之下的争议实质性解决。引导起诉人选择正确的行政诉讼类型（指导确定具体诉讼请求）。[1]案例二：某商贸有限公司诉上海市嘉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处罚决定案。该条限定了调解适用的案件范围。不过，在对实质法治和司法能动的理解乃至具体实践方面，两种进路存在一定差别。

[21]基于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学者所主张的由于法院可以不受原告起诉理由限制而将行政诉讼（尤其是撤销诉讼）乃至相关审理程序认定为客观诉讼性质并不准确。比如，在案例四中，法院在认定原告真实起诉目的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释明，告知原告撤回本案诉讼及相关诉讼，直接针对补偿安置问题起诉，从而实现其利益诉求。

结果主义进路将法院的政治职责落实与依法审理案件对立起来，认为行政争议存在即意味着官民关系出现问题，社会存在安全隐患，进而主张法院在处理个案争议时，要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和谐压倒一切的理念，需要采取各种可能手段（无论是否超出法秩序范围）消除行政争议。耿宝建：《主观公权利与原告主体资格——保护规范理论的中国式表述与运用》，载《行政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

[16]也有观点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在启动方式上适用主观诉讼观念而在审理和裁判方式上则遵循客观诉讼理念，由此导致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忽视了对原告诉求的有效回应，阻碍了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就诉讼标的而言，德国将诉讼标的限定为原告提出的公法权利主张，主要涉及两个要素：一为行政行为违法，二为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

新时代人民法院承担着构建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职责。无论如何，本文建构起来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进路是客观存在的，这也是本文后续讨论的前提。案件审理期间，经过法院依法释明和普及法律知识，促使原告真心接受处罚结果，并撤回起诉。终审法院在认识到被诉行政行为合法的前提下，考虑到原告及其家庭因交通事故陷入生活困境的现实，积极组织原告与所在企业沟通协商，促成原告与企业解除劳动合同，企业为原告丈夫提供工作并按照意外保险协议条款解决原告手术费用，最终促成当事人协商解决争议。

相较而言，规范主义进路更符合建设法治国家要求和司法权运作规律，更契合既有审判经验和做法，且内涵于现有法律规定，结果主义进路则因存在诸多问题而应当审慎采用。从目前司法实践来看，实现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目标的司法手段的应用顺序为：协调和解——调解——裁判。

[14]此处的司法能动事实上已超出了司法权行使界限。其典型特征是：单方、权力、法律行为。

规范主义进路虽同样注重调解及协调和解在彻底解决行政争议中的作用，但不会忽视法定判决方式的适用，且基于判决方式更能够辨明是非、明确权利义务关系，能够为后续案件的审理明晰界限的目的，[15]判决方式还是重要的选项。二、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两种进路的比较分析（一）从两种理解进路对当前学界观点的观察根据前述归纳的两种理解进路，可以将当前学界对实质性解决行政争议的理解归纳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彻底的结果主义。

上述规定引入了和解撤诉制度，意味着法院针对行政行为引发的诉讼，均可适用协调和解方式解决。过多地强调适用协调和解与调解，很可能削弱行政裁判的法律宣示功能。终审法院对上述实体处理未置可否，而是偏离本案审理对象，以自己确定的原告起诉目的替代其法律诉求，通过协调、调解方式解决非本案诉讼标的的行政争议。对此问题，本文的观点是，无论是否强调行政争议实质性解决与行政诉讼制度性质的关系，我国既有的行政诉讼制度整体上应归属于主观诉讼，而非一般所理解的客观诉讼。

如前述案例四中，一审法院可以告知原告提起补偿安置诉讼（给付诉讼）来解决补偿安置问题，以彻底实现权益保护，而非起诉房屋征收过程中的各种阶段性行政行为。案例一中，法院本可依法判决（可能引发后续诉讼导致程序资源浪费），但其选择了辨法析理的方式，最终说服原告撤回起诉，实现案结事了。

释明引导相对人选择行政诉讼附带民事诉讼。规范主义进路强调在法律制度框架内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来处理行政争议。

在因法律规定限制不能直接作出上述判决时，还可考虑通过司法建议或阐述裁判理由的方式，引导被诉行政机关后续行政行为的实施。突破调解与协调和解适用范围。